自隋唐以降，文人雅士们在诗词歌赋中，常常描述魏晋名士。“田园之间，挥洒天地雨露。庙堂之上，舞尽魏晋风流。”惹得后人羡慕不已。而这些魏晋时期文人的风格，后来被鲁迅先生称为“魏晋风度”。
而所谓的“玄学”，就是魏晋风度重要的组成部分，也是除儒学之外唯一被定为官方的学问，其思潮持续至宋代，影响至今。
那么，什么是“玄学”呢？
比较正统的解释就是以老子《道德经》中：“玄之又玄，众法之妙”。用道家的“以无为本”，来诠释世上万物皆由无而派生。把此前盛行的儒家典籍以老庄注解，辩析名理。这就给人以空洞深奥的想像，就连当时玄学大佬王弼也如此解释：“玄，谓之深者也”。
具体来说，“玄学”视道家《老子》和《庄子》为玄宗，对儒家的《易经》、《论语》进行注解。一改自汉武帝时期的“独尊儒术”、“儒道互黜”的文化格局，主张“祖述老庄”。从两汉繁琐的经学解脱出来，以调合“自然”与“名教”为目的，用思辩的方法讨论万物存在的根据，试图探索出本末有无的中心问题。
由此可见，玄学已不单单属于道家，也应该算一种朴素的哲学流派，是一种以老庄思想为基础把儒道两家结合起来的哲学尝试，
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。
“玄学”流派的具体表现为：
行为上荒诞不经，惊世骇俗。比
如王粲爱听驴叫，曹丕就率百官在他的葬礼上学驴长鸣。刘伶喜欢裸身于厅堂，以天地为屋，以房间为衣裳，等等。
言语上谈天地山水，谈梅兰竹菊，谈风花雪月，谈诗酒年华。但唯独不谈政治，不问国事。
在服饰方面不儒不道，不僧不俗，有时甚至着女装抹口红，完全打破世俗，颠覆时人三观。
在饮食方面，或噬酒如命，或药石充饥，或清淡茹素，或荤腥并受。
等等。他们解开一切束缚，从天而欲，洒脱自然，大胆探索万事万物与自身的联系，从而提升自我格调。正如阮籍所说的：“清朝饮醴泉，日夕栖山岗”，尽情地享受着玄学文化所推崇的自然法则。
那么，王弼和何晏等为代表的清谈人士，为何放着现成的儒道不去遵从，而要独辟蹊径，开创玄学呢？
首先，要从当时的政治生态说起。
魏晋时期，时局动荡不安，朝代更迭频繁。每次新的政权推翻上届政权后，无不对官员和权贵们重新洗牌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。这就造成了一些人对个人理想和行为准则产生了迷惘，传统的思维模式受到了冲击。
司马炎篡魏后，先是实施以打压曹魏旧党为介口的高压政策，令士人噤若寒蝉。接着又发生了“八王之乱”、“永嘉之乱”，由于各个藩王都有自己的政治势力，以至于内乱平息之后，原来依附那些藩王的官员幕僚们，自然要遭到清洗。甚至有的人曾经和判王有过语言交流，或曾经有书信往来，都要受到蛛连。
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之下，最佳的选择莫过于远离政治，清静无为。这些人喝酒纵歌，托怀老庄，“以清谈为经济，以隐逸为高等”，追求一种“清峻通脱，风流自赏”的生活方式。
其次，文化和思想领域的变革，为玄学的产生营造了相应的土壞。
从东汉末年至两晋的两百多年间，随着大一统王朝的解体和三国纷争，儒家思想和两汉经学已逐渐失去了魅力。谶纬之学和三纲五常已让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感到厌倦，对“学以致用”产生了迷茫，开始寻求安身立命之地。老庄思想中的“清净无为”被风雅名士们加以培养，便很快在这种土壤中扎根。
门阀士族群体的形成，是“玄学”的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些看似放荡不羁的群体，在当时多是出身显赫，身份尊贵。比如领军人物何晏，祖父是汉末大将军何进，其本人是曹操的女婿。而王弼也出身世家大族，六世祖以下数人位列三公，家族逾百年隆望。兹后的阮籍、嵇康、王衍、乐广等，无不身出名门。
可以想象，在那种政治环境下，有这样一群特别具有号召力的名士，每天手执拂尘，着宽袍长衣，不问世事，时饮酒作赋，时抚琴高歌，让人何不羡慕，继而效仿！
久之，“玄学”之风漫延整个士族群体，成为魏晋时期的主流阶层。
